在地处上海闹市区的云南中路上，有一排坐西朝东钢筋水泥结构的两层沿街楼房，它就是80多年前，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。它不但见证了惊心动魄的政治风云，还催生了一段浪漫的传世良缘。

　　1927年4月，因上海发生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中共中央机关暂移武汉。同年秋，由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，中共中央被迫转入地下，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。1928年春天，原在中共湖北省委工作的熊瑾玎受周恩来委派到上海担任中央会计，负责筹措和管理经费，并物色机关办公用房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。熊瑾玎在《自传初稿》中回忆，我首先以商人面貌出现，去找适当的房子，在四马路天蟾舞台后面，有一处可由一个很肮脏的小巷子进出的房子，可供政治局开会办公之用。

　　当时上海四马路（今福州路）的天蟾舞台，是“江北大亨”顾竹轩开办的一座戏院，每天观众熙熙攘攘。隔壁云南路447号（今云南中路171-173号）有一排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，与天蟾舞台建筑联为一体，三开间门面，二房东是从事西医的周生赉，在一层办起“生黎医院”。熊瑾玎经过多次考察发现，进入“生黎医院”可直接上楼，其背后那条不引人注目的弄堂也有楼梯可通行，他认为，这是个险中求安的好地方，适合设立党的秘密机关。周恩来在熊瑾玎陪同下看了房子，十分满意。

　　熊瑾玎自称外地来沪做纱布生意的商人，到“生黎医院”与周生赉协商，顺利租下二楼的三个房间，对外声称经营湖南纱布，挂出了“福兴布庄”招牌。党组织鉴于如此重要的秘密机关仅靠“熊老板”一人难以应付，再加之熊瑾玎40多岁的年龄，没有一位“老板娘”陪伴，很容易引起他人的无端猜疑。为了掩护需要，周恩来便与熊瑾玎商议，选调一位女同志来上海充当“老板娘”。熊瑾玎思考良久，选择了正在湖南互济会工作的朱端绶，她是熊瑾玎的学生，年仅20岁，思想进步。于是，组织上安排朱端绶以“老板娘”身份来到机关工作，协助承担机关内部事务和抄写传送中央文件的任务。

　　中共“六大”后，中央各部门逐渐健全，以“福兴布庄”名义设立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成为中枢。由于熊瑾玎、朱端绶的细致谨慎，再加上戏院、医院每天大量进出人员的无形掩护，中央政治局机关在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中历时三载安然无恙。

　　原为假扮夫妻的熊瑾玎、朱端绶，由于志同道合，后来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。

　　当时熊瑾玎负责外出跑业务，朱端绶除了在商号坐庄，还承担起了放哨、整理文件等工作。邓小平经常来机关，曾教朱端绶用药水抄写机密文件。由于朱端绶机智灵活，组织多次派她递送文件、情报，她都能够巧妙摆脱盯梢，出色完成任务。熊瑾玎还手把手地教朱端绶做饭菜，教她学习古文和格律诗词。朝夕相处的生活和共同的革命理想，使他们两颗心越来越贴近。这一切，周恩来都看在眼里，在等待合适的机会。

　　1928年中秋节的前一天，熊瑾玎给朱端绶写了一首诗：“小小朱家子，超然思不群……同心今缔结，共度百年春。”他在诗中表达了对朱端绶的真挚感情。朱端绶深受感动，但出于少女的腼腆，她没有当场应允。第二天，周恩来兴冲冲过来对他俩说：“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天下亲人团圆赏月光，你们结婚吧。我做月老，好不好？”熊瑾玎按照周恩来吩咐赶紧准备起来。于是，就在花好月圆的中秋节晚上，熊瑾玎和朱端绶在福州路陶乐春饭店二楼举行了婚礼。

　　可见，撮合两人真正走到一起的是周恩来。朱端绶在《自传》中回忆：“瑾玎对我一往情深。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曾来做我的工作。同瑾玎一起‘生活’了3个月，我看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、真心实意的人……从此我和瑾玎携手前进，并肩战斗了45年。”

　　只是限于当时的特定环境，这对志同道合与相互恩爱的夫妻并没有时间度蜜月，而是投入到更加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。

　　1931年4月25日，中央得知顾顺章被捕叛变，采取紧急措施，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立即转移。熊瑾玎和朱端绶迅速将中央文件等转移至法租界一幢楼房里。“福兴布庄”虽然结束了使命，但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办公场所，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厚重印记。熊瑾玎和朱端绶的爱情也使这座普通楼房更富传奇色彩。

　　1938年—1946年，熊瑾玎任《新华日报》总经理，朱端绶也在报社工作。解放后，熊瑾玎担任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，从事福利工作。朱端绶到国家建设部工作，后任副部级干部。1973年1月24日，熊瑾玎与世长辞。1994年1月24日，朱端绶安详逝世。两个1月24日，隔了整整21年，真是天意，这对恩爱夫妻，就连“走”也“选”在了同一天。（钟宪章）